两种调节机制的有机结合（附编者按）

　　编者按：为了把学习和宣传《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引向深入，需要对《决定》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探讨。本专刊从这期开始，开辟《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栏，分专题进行讨论。今天首先就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关系问题发表马家驹同志的文章，他提出我国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不完全的直接计划机制和不完全的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欢迎各位来稿参加讨论。讨论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互相指名道姓地进行商榷和切磋。来稿字数别超过三千字。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所提出的目标模式，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能够说是两种处于不完全形态的调节机制即不完全的直接计划机制和不完全的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这无疑是现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既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又适应于我国国情的最好的计划管理体制。它的建立必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激发起巨大的活力，同时能保持有效的宏观控制，对于顺利实现四化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市场机制和直接计划机制是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这一普遍要求借以实现的不同方式。市场机制，即市场行情报价同供求关系的交互作用对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生产各部门间分配的调节，是同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一道形成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有过起作用的最广阔的场所，特别在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几乎就是唯一的调节机制。我所说的直接计划机制则是另一种情况。这个机制的完全形态至今还只是存在于理论当中。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者所预见的要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调节机制。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把包括它的初级阶段，都设想为一个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全社会规模的自由人联合体。那里根本不再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每个人的劳动自始就被当作社会总劳动的一个部分来使用，即具有直接社会性。社会不仅知道自身的各种需要，还能够知道用于满足这些需要的各种产品单位数量生产上的劳动耗费。因此，它就能够完全自觉地按照特殊的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制定出一个全面的计划，根据计划的要求为各个生产组织分派任务，最后再把产出的产品，通过直接分配转到它们的使用者手里。所谓直接计划机制就是指这样一个有意识的调节过程，其中既包括经济信息的搜集、整理和计划的制定，也包括计划借以实现的方式和手段。并且这一切都是由那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由于种种能够理解的原因（说明这些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今天我们真实的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的设想有重要的差别。这些差别在调节机制方面也相应地反映出来。但我认为，完全形态上的直接计划机制在高级阶段终将整个地取代市场机制，对于这一点仍然没什么理由可以表示怀疑，尽管那时的具体细节如何现在还难以预侧。

　　关键的问题是决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的简单构想硬套在复杂的现实上面，更不能把遥远的未来同今天混为一谈。现实的社会主义，即使撇开在公有制经济之外，还存在少量非公有制（主要是个体所有制的经济成分）这一点不谈，单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言，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大共同体。在这里，一方面劳动者分别地在大小不等的各种范围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和共同占有产品，并按劳动分配个人所得；另一方面这些从事共同劳动的生产组织又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分离开来，各自处于基本上独立（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至少是相对独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地位，从而它们的生产和它们之间的交换也必然地采取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形式。正是由于后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同时正是由于前一方面，这种商品经济才又具有崭新的历史规定性，作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区别于任何其他商品经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结构上的这种双重性的特点，表现在调节机制上，就是不完全的直接计划机制和不完全的市场机制的同时存在以及它们两者的某种结合。

　　不完全的市场机制的存在，是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即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一方面相联系的。它不是从外部加在社会主义经济上面的，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运动过程自身内部的东西。它之所以不具有完全的形态，则是因为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组织，毕竟只是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企业，而不享有完全的决策权，这就使得构成市场机制的许多环节，诸如：价格随供求关系而发生的涨落、企业对价格变革的反应、资金在部门间的流动，以及借贷资金供给的条件（主要是利息率）的变化等等，都不能不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而有欠缺。

　　另一方面，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直接计划机制慢慢的开始产生，但也远未形成为一个使社会总劳动的分配能够唯一地借它而得到实现的、完整的机制。直接计划机制的不完全性同时表现在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就外延来说，国民经济计划不能囊括社会生产和流通的全部领域。就内涵来说，即使在计划所覆盖的范围内，也不能象设想中的完全的直接计划机制那样，排除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自上而下地在实物形态上把各种经济活动都统起来。

　　两种不完全形态的调节机制的同时存在，就要求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作为整体的调节机制。

　　我们多年来采取的旧的计划管理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也是上述两种不完全的机制的一种结合。但那主要是外在的机械的结合，或者象通常说的是“板块式”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不完全的直接计划机制占极大的优势，而给不完全的市场机制只留下很有限的起作用的余地。其具体表现就是指令性计划为主，同时把极少量商品的自由生产和流通作为补充。这种过分集中的体制，在我国开始工业化建设的初期，对于优先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虽然起过一定的非消极作用，但是它的弊病也慢慢变得明显地暴露出来。从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直接计划机制必将优越于市场机制，因为它是从全社会方面出发的、有意识的、事前的调节，而不象市场机制那样，只可以通过经济当事人自发的竞争活动在事后起作用，勉强维持某种不断遭到破坏的平衡。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直接计划机制在完全形态上的存在有它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今天既然还不具备这种机制完全形态的社会条件，再加上信息的传输、加工和计算技术，也远没有发展到能使社会把全部经济活动置于自觉控制之下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主义地片面强调直接的计划管理，硬要象存在着完全形态的直接计划机制那样行事，那就不但谈不上什么优越性，相友一定会带来消极的后果。事实上，长期来我们的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和主动精神，而宏观调节又未能很好地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这些都同旧体制下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忽视和两种调节机制结合的方式不当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所要建立的新的计划管理体制与旧体制的重大区别就在于，这个体制给予不完全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应有的重视，把它同不完全直接计划机制的结合由外在的机械结合变成内在的有机结合，让这两种不完全的调节机制一道在结合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构成一个作为整体的调节机制。

　　有的同志把这种情况简单地概括为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计划，我觉得是不够全面和确切的。因为在计划实现过程中，固然要有不完全的市场机制起作用，但却决不是唯一的因素。且不提指令性计划，单是指导性计划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各位明白，指导性计划的实现离不开经济杠杆的操作。那就是国家根据计划的要求和市场供求关系，通过调整价格（指计划价格，包括固定的和浮动的；如果是合理放开的自由价格，虽然也会在经济生活中发生重要的非消极作用，但却不是作为国家手中的经济杠杆在起作用）、利息率和税率等等，用利益的刺激诱导企业作出与国家的宏观目标相适应的微观决策。从企业自主地根据价格、利息率和税率等有关参数制定决策这一方面看，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表现。但是有关参数不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竞争活动的自发结果，而是国家借助于行政手段把它们作为政策的“载体”加以规定和调整的。从这一方面看，又是不完全的直接计划机制起作用的表现。正是这两者互相渗透，融合到对方中去，才构成指导性计划这样一种很巧妙的计划管理的形式。可以说，这是两种不完全的调节机制结合得最完善、最成熟的形式。

　　我认为，指导性计划应该逐渐发展成为新的计划管理体制中的主体，但是也很难设想它会囊括整个国民经济。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和流通中有一部分本来不可能也无需由国家作出计划安排，可以完全听凭市场去调节。另一方面又有些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由于某些特殊的但也难以完全消除的原因（例如非常严重的短缺、短期内不能克服的某些不平衡、对于若干重点建设项目必须给予的优先照顾，再加上价格调整方面受到的某些不可避免的约束等等），国家不能用相当于常规量度的利益去刺激和引导有关企业完成一定的任务，那就还一定要采用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手段，即指令性计划（在这种形式下利益刺激可以略低，但也不应成为负数）。这样，在整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中就仍然出现三个领域：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自发的市场调节。如果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板块现象”的话，那也决不是什么“板块结合”。它的实质仍然是两种不完全调节机制的有机结合，只是除了结合得最完善的指导性计划的领域之外，还有处于边缘上的两个结合得不成熟的领域，并且就是这后面两个领域也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从结合得最完善的部分延伸出去的。事实上，指令性计划不能完全脱离市场的影响，而自发的市场调节也不能不受计划的某种制约。在这三个领域之间有着交互作用，它们的界限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