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市“八大王”改革开放的探路者

　　在乐清或者温州，甚至浙江，提到改革开放，不能不提到一个历史性名词：“八大王事件”。

　　何谓“八大王事件”？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柳市出现了一批经商户，他们在所有的领域冒尖，被人称之为“大王”。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站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的人，而“八大王”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后来，此事称为“八大王事件”。

　　“八大王事件”，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从最灵敏的行动派，到被打击对象，再到后高调宣传，“八大王”的命运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密相连。

　　后来，“八大王”被作为建设市场经济的先进典型，声名远播。然而，1982年的那场“寒冬”，使他们的身心严重受挫。就在他们养伤、喘息时，另一批精明的柳市人借助社会的大气候乘势而起，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这其中就有正泰、德力西、天正、人民等一大批民营企业。

　　准确地说，“八大王”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大胆的探路者。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往事：“我曾经跟南存辉谈过线年才开始办厂的，‘八大王’不，他是不敢办厂的。”

　　近日，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访了“八大王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有的还居住在柳市镇当年建造的老房子里，有的享受天伦之乐、安度晚年，有的远赴他乡甚至国外继续打拼创业，有的则入土为安成为历史人物。在一张张苍老、沧桑的脸庞上，已难以找到当年第一代创业者的那股锐气和拼劲，但岁月曾赋予他们故事，让他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先驱。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在今天看来，也弥足珍贵。

　　“旧货大王”王迈仟和父亲老王早年从事旧货生意，他们把从上海等地采购来的旧矿灯配件、电器产品等经过拆洗、改装、加工后，打上“浙江乐清制造”的牌子予以出售，已经不好用的设备则拆掉当零部件卖。也许可以认为，他是温州第一个发现旧货价值，并且能变废为宝的人。

　　由于王迈仟的旧货生意十分赚钱，吸引柳市不少人也做起了旧货生意，并逐渐形成了旧货市场。一直到现在，柳市还有这个旧货市场。

　　旧货市场给了柳市电器发展许多灵感。来自发达国家各行各业的设计思想，在旧货市场上相互交融，柳市电器早期从业者的产品创新理念，在旧货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线圈大王”郑祥青最早是修理电动机的。自从一名供销员拿着电机线圈样品问他哪里有卖后，郑祥青想到亲手制造电机线圈，并付诸行动，逐渐打开电机线年开始，郑祥青的电机线圈生意逐渐上了规模。“最多时候招了30多员工，每个月营业额都在8000元左右。”郑祥青说。

　　这么好的生意，当然会有人眼红。人们纷纷模仿郑祥青生产的电机线圈，搭上了郑祥青“驾驶的快车”。

　　“目录大王”叶建华出生于摄影世家。16岁时，叶建华前往上海，花了700元买了一个二手镜头，自己动手用木头做了一台照相机，到农村、山区为人拍照赚钱，最远到过青海。

　　走南闯北为人拍照极其辛苦，还要冒很大风险。叶建华曾三次被没收相机，这个尚没成年的小伙子每次都是流着眼泪求人，将“吃饭的家伙”讨回来。

　　推动柳市经济市场、特别是电器快速的提升的，还有一支主力军，那就是供销员。乐清地处偏远，自然环境条件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贫穷是社会常态。穷则思变，乐清人脑子灵活，又能吃苦，很多青壮年就寻思着走出家门，到全国各地碰机遇、讨生活。这群人成了推销员，带着产品四处推销。“样品很重，带来带去并不方便。”叶建华称，有人启发他，将样品拍成照片，方便供销员们携带。

　　于是，叶建华从拍人改成拍产品照片售卖，后来又做成相册，再后来出版成书，书名为《产品样本》和《产品目录》。书里的产品，按照类型分类，还配有使用说明、生产厂商和联系方式、出厂价等。这样，推销员就可以拿着“样本”或“目录”到全国各地的用户那里去订货。叶建华一直更新书本内容，这些书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物品。当时十元一张的钞票，叶建华是用麻袋来装的。

　　当然，《产品样本》和《产品目录》也催生了一个行业：印刷和销售。记者的父亲，当年也曾在工作之余，印刷和销售这些特殊的“书”，并与叶建华有业务合作，记者儿时，曾多次随父亲到过叶建华家。

　　《产品样本》对推动柳市电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有了《产品样本》，等于把千百家小工厂的产品组合在一起，成为比中国任何一家大企业的产品都多的产品大全。产品样本成了供销员的“武功秘笈”，怀揣一本，可打天下。短短几年，激增的订单，让柳市电器产业飞速扩张，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器原产地，又变成全球最大的电器基地。

　　鼓励叶建华给产品拍照片的，就是“五金大王”胡金林。胡金林最早是外出替人打工的，后来悟出一个道理：“替别人打工永远赚不到钱，而经商致富最快”。他从湖北神农架回到家乡，开始从事五金电器生意。“当时温州设备公司发展很迅速，导致五金工具比较稀缺，在计划经济时期很难在市场上买到。”胡金林回忆，他开始搭建销售平台，去外地进货，为这些设备企业采购所需工具。

　　后来，胡金林依据市场变化，从售卖五金工具转而售卖电器设备。胡金林的生意好到什么程度？柳市人常说，没有胡金林供应不了的设备。仅仅做了半年，胡金林就盖了3间楼房，一时间十分风光。从1976年开始，他就成了柳市首富，年销售额达120万元。

　　“螺丝大王”刘大源通过小小的螺丝成了当时的百万富翁。刘大源最早做煤油设备生意。1971年，万家公社的一家社队企业需要一批螺丝，可市场上无货。刘大源想起，他曾经在清江看到一批积压的螺丝，于是赶忙跑去以低价收购。“这批螺丝因为存放时间过长，都已经锈得不行，我亲自动手进行电镀换新。”刘大源说，这批螺丝一转手，成了他这个“大王”创业的第一桶金。

　　刘大源发现比起煤油设备，螺丝的利润更高，市场需求量更大。于是他放弃煤油设备生意，全身心投入到螺丝经营中。

　　当时，刘大源收集了最多种螺丝，达 17000多种，全中国没有一点一家厂或店的螺丝种类有他这里那么齐全，即使是上海几家最大的国有标准件公司加起来，也没有他这里的螺丝种类多。可以说，没有刘大源找不到的螺丝型号。

　　为了搞到更多的螺丝，他还到上海进货，为了省钱，三百公斤的螺丝独自分四次挑到码头，再挑到轮船上。业务大了，刘大源就长期居住在上海，在上海招待所里设立了自己的“驻沪办事处”。

　　每天，刘大源都会安排好货车，往柳市家中运送螺丝，每份合同都能赚个三四千元。有句玩笑话，说刘大源一个月卖掉的螺丝，连接一起能绕地球一圈。刘大源有钱到什么程度？他是柳市第一个装上电话、开上摩托车的人，当时柳市唯一的电视差转台（转播电视信号），就是刘大源出钱建的。

　　“翻砂大王”吴师廉同样有传奇的故事。他原来一直从事农业生产，一次偶然机会，碰到了一位来柳市寻找货源的供销员，他牵线搭桥，为这名供销员找到了产品。看到有钱赚，吴师廉请了翻砂师傅，在柳市“三座屋”的道坦角落里搭起了最早的翻砂炉。刚开始，模具全部是木头制作的。铝制产品成型后，还要打洞等10多道工序，有些还要到别的加工厂加工。也有一些产品因是铁锤打磨，精密度不够。

　　吴师廉想方设法对模具进行了改革，木头模具全面更新成为铁模具。因为铁模具工艺先进，效率高，使产品质量整体提升，效益也慢慢变得好。

　　生产规模化了，原材料供应成了问题。为此，寻找原材料又成了吴师廉急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原乐清县物资局有铝锭出售，但需要单位介绍。几经周折，吴师廉找到了居委会办公室，请“柳市通用电器厂”出具介绍信，资金款项也通过“柳市通用电器厂”进出，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缴纳税费、管理费等。

　　原材料得到保证，产品质量稳定，生产的接线鼻业务订单慢慢的变大。到了年底，吴师廉就积累了一笔资金。

　　当时大队里正好分宅基地，地点在柳市镇后街保安寺新村，共三间。一家人商量先建房子。次年四月，三间三层水泥结构的楼房拔地而起，这样的小洋房引来了众多村民的向往，附近不少人特地跑过来看。

　　农村干农活一个人一年收入不到300元，而这幢房子建了三四万元，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另外两个大王程步清、陈银松，也都找到赚钱的门路，成了当时的“土豪”。在“八大王”的影响下，柳市无数人挤进了商海，柳市镇出现了生机蓬勃，甚至带些杂乱的兴奋局面。

　　说起当年名盛一时的“八大王”，一定会提到一个人——乐清县柳市通用电器厂厂长石锦宽。从1980年开始，该电器厂会给挂靠的每个行业评选出一名业绩最为突出的经营者。就这样，共推出了8个“大王”，并将给他们的称号写在奖品的热水瓶上。

　　今年77岁的石锦宽，人生经历很丰富。他19岁时从中国地图测绘学院毕业，是当时不多见的大学毕业生，先分配到钢铁厂工作，又调到粮管所，后来因被裁员回到柳市老家，当上了柳市居委会主任，当时柳市就一个居委会。

　　石锦宽的口才很好，那时为了响应党中央上山下乡的号召，政府给了石锦宽一个任务：动员知识青年支边。小小的柳市，石锦宽一下子就动员了80多名青年参加。

　　“那年支边的地方在黑龙江，祖国的最北方，条件艰苦。”石锦宽回忆，南方人吃不了北方的苦头，不少人刚去就闹着要回家，甚至与当地群众产生多种矛盾。无奈之下，石锦宽又前往黑龙江，帮助青年们回家。

　　可这些青年回家了，如何安置又成为一大难题。由于没工作，这群青年没收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几乎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看着他们找不到出路，石锦宽十分愧疚，毕竟是他动员他们支边的。如何安排？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一个办法——开办工厂。

　　1969年，石锦宽以柳市居委会的名义，找人凑钱办了一家工艺社，以安置那些回乡的支边青年，让他们有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工艺社的名字也很具有时代特征：反修工艺社。

　　什么是“反修”？意思是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反修工艺社，竟然成为温州最早的股份合作企业，成为私营企业的“孵化器”。后来的“八大王事件”，就是从这里开端。

　　反修工艺社没有独立的厂房和车间，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怎么运作呢？石锦宽创造了一种挂靠经营的方式。就是以“反修工艺社”的名义经营，对外宣称门市部或车间，实际上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经营，工艺社负责管理账目和报税。每个人无论挣钱多少，只需要交一些管理费和纳税，赚来的钱都是自己的。

　　反修工艺社起初只有十来个门市部(车间)，后来发展到32个门市部(车间)，如电器车间、旧货车间、翻砂车间等。各部门业务慢慢涉及到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等，在当时供求失衡的环境里任意伸张枝叶。

　　就这样，一群青年，靠着反修工艺社这样的平台，逐渐寻找自我的经营方向。此后，反修工艺社更名为“乐清县柳市通用电器厂”，“通用”两个字借鉴美国著名的汽车业大佬——通用汽车公司。

　　可以说，石锦宽的初衷，仅仅是未解决让政府头疼的知青就业问题，无意间却建成了乐清民营企业家的“黄埔军校”。电器厂的发展出人意料地快，到了1979年，产值已达到了1个亿，汇款额占柳市信用社的三分之二。当时乐清县所有县属企业的生产总值是800万元，不到柳市通用电器厂的一个零头。

　　有了成绩，就要表扬先进，树立典型。从1980年开始评比先进，如同当下企业评比先进员工一样，每个行业评选出一名业绩最为突出的经营者。可什么称呼比较响亮呢？

　　“当时王迈仟做得比较好，大家叫他父亲老王，叫他大王，叫他儿子小王，”石锦宽就从王迈仟的外号中得到灵感：“大王”。比如，电器车间(门市部)的就叫“电器大王”，旧货车间(门市部)的就叫“旧货大王”，“目录车间”(门市部)的就叫“目录大王”，并写在奖励他们的热水瓶上。就这样，共推出了8个“大王”，包括胡金林、王迈仟、程步青等人。

　　当年的“八大王”已在岁月的更迭中渐渐复归于平静。对于这世间上苦苦奋斗的人来说，短短的一生，如有如此大的挫折，其影响必定是巨大深远的。

　　当“八大王”正遭受苦难时，另一些精明的柳市人正开始努力奋进，直线而上，故此，失去最好时机的“八大王”中一些人只有选择平凡或走向平凡。“八大王”名头虽然响亮，但事实上他们是乐清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过河卒子”，只能向前或向左右，没有后退余地。

　　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些曾经付出勇气、勤劳与智慧的先行者！

　　按照叶建华的线年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这个政策如“冷空气南下”一般，席卷浙南大地。

　　同年，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浙江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把柳市划为重点了；柳市一作为重点，苗头就对准了“八大王”。省里派了工作组，坐镇指挥严打。

　　那时候，柳市通用电器厂厂长石锦宽常常接受审查和谈话。他一直觉得自身和厂里的年轻人是问心无愧的，他们自己解决了就业问题，没有给国家造成负担，还发展了地方经济。

　　风波愈演愈烈时，柳市商人个个自危，“八大王”都接受了调查。有些人一谈话，就去了招待所学习，随后进了看守所，等待审判。

　　实际上“八大王事件”中被抓的“大王”一共有11个，除了挂靠在通用电器厂的8个人之外，还有三个大王，分别是“电器大王”郑元忠，“仪表大王”钱师雄，“合同大王”李方平。他们是自己开办作坊或门市部。因为生意红火、业绩骄人，也有人随镇上通用电器厂的时髦叫法，称他们为“大王”。于是，抓“八大王”的时候，顺便把这三人也一起抓了。

　　那么，抓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人说，按照柳市信用社的走账记录来看，谁的业务最多抓谁。也有人说，就是按照当初评出的先进抓人。“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谁最赚钱最风光，就抓谁。”石锦宽说。

　　郑祥青和吴师廉被抓的理由传说很简单：某日，“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车过柳市，看见几幢大楼颇为醒目，组员们就在车上议论，“这户人家不搞投机倒把，能有钱盖这样的楼吗？”没过几天，房屋的主人郑祥青和吴师廉就被叫去谈话了。

　　郑祥青被抓时，他同样做线圈生意的表弟找到工作组询问：“是不是弄线圈的都要被抓？”结果工作组的回复让事后得知的郑祥青十分郁闷：“他是大王，就要抓他，你们弄，没事。”

　　叶建华也觉得自身被抓很冤枉。“我的产品目录在上海的国营印刷厂里印的。如果是非法的，这么大的印刷厂，怎么会替我印？我一直觉得自身没有问题啊！”

　　当时，叶建华还叫“螺丝大王”刘大源赶紧逃跑，自己却没有动身。结果，叶建华入狱了，而刘大源成了唯一外逃成功的“大王”。

　　刘大源在逃亡前，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装了介绍信、粮票、3000元现金以及外烟，平时塞在餐桌下，以备随时跑路。出逃的那天，只穿背心和短裤的刘大源，拿着包就跑了，在外以全国各地为家。“到现在，这个包还在我家里放着，还放着类似的东西。”刘大源说。

　　胡金林被叫去谈话时，说到营业额过高，被要求补交了税款6万元。可补齐税款的胡金林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当时一名干部拍着桌子说，自己是打过仗的，枪林弹雨都经历过，可一年收入远远没有我多。”胡金林还被扣上“拆社会主义墙角”的帽子。

　　一天夜晚，思前想后越想越不对的胡金林赶紧拿起早就准备好的行李，跑路。他经上海、北京逃到东北，甚至在《林海雪原》中座山雕老巢夹皮沟躲了很久。直到1984年，其他几个大王被释放后，胡金林才回到老家，结果当夜就被抓获。

　　胡金林被抓后，各大新闻媒体都在报道他落网的消息。他在监狱里被关在重刑犯单间里，彻底绝望了，做好了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不料66天后，他被无罪释放。

　　担心“八大王”被处理，石锦宽带着所准备的资料，找到乐清县委、温州市委的各级领导，为他们求情。“其实那时候也有很多人盯上我，但我没有很好的方法，只有我才能为他们申诉。”石锦宽说。

　　石锦宽以“目录大王”叶建华为例，以“有罪非罪，界限不清”为题，重点讲述了叶建华对柳市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10分钟的发言时间，他讲了足足17分钟，直到被人打断。

　　石锦宽的发言并没有起什么效果，抓捕行动还是瞄上了他，认为他是“八大王”的头头。得到消息的他赶紧收拾东西逃走。

　　虽然人在逃亡途中，但石锦宽仍不忘为“八大王”。他八上省城、三上北京，一次次地为“八大王”申诉。

　　石锦宽读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是人同志的外甥女。听说同志“有信必读，有信必回”，石锦宽想出了一个主意。1983年，石锦宽咬破手指，在一张1.2米长、1米宽的白布上写下，共1500多字，并争取到很多人的指印，在女同学的帮助下，他来到同志的办公室，当面递给他。“当时同志给了我八个字回复。”石锦宽深深记得：“立足帮助，打击不妥”。

　　随后，石锦宽又带着这八字批示，多次前往省委省政府，希望可以帮助“八大王”出狱。

　　1984年，在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直接干预下，“八大王”得到。作为通用电器厂的厂长，石锦宽又写了一张张保书，担保“八大王”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下令批捕“八大王”和为“八大王”的，都是这位对温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市委书记袁芳烈。曾经决定抓捕“八大王”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中央一号文件（主要内容是保护私营经济发展）发布后，他觉得可以给“八大王”了，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后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岗位离休的袁芳烈回到温州，还专门安排三小时会见“八大王”。他说，十几年前你们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亲自为你们的。你们给我上了改革最初最深刻的一课。

　　“八大王”虽然得到，但事件带来的后果是：本来年增长率32%的温州经济变为负增长，柳市经济当年下跌57%。风波最盛时，整个温州的私营企业主惶惶不可终日，更多的人被抓捕、判刑。“八大王事件”把温州的经济发展推迟了好多年。

　　被的“八大王”，绝大多数不再从事之前的行当。比如“线圈大王”郑祥青，正当柳市市场上冒出大批线圈新人时，他却跳出线圈的领地。毕竟，“线圈大王”的名号太过危险，他将自己的旧设备都转让给了表兄弟，楼下的工厂也出租了。外面的人都说：“‘线圈大王’胆怯退位，将庞大的市场空间拱手让人。”

　　“五金大王”胡金林办起轧钢厂，后又响应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远去新疆创业。

　　“矿灯大王”程步青在无罪释放后，觉得再在柳市做矿配生意没多大意思。两年后，即1986年，他到上海谋求发展。

　　在事件后的三四年内，“胶木大王”陈银松长期处在休整状态。直到1987年，他才开了一家模具厂。

　　“目录大王”也不再碰目录了。就在叶建华入狱后，很多人都涌入这个行业，推出不同版本的“产品目录”。可当叶建华出狱后，却开了一家照相馆。“别人劝我重新弄，可是我心里怕啊，怕自己还会进去。”叶建华说，“我是老实人，以前穷怕了，好不容易抓住致富的机会，却已经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

　　叶建华无法忘记，当他被带到乐清看守所，在阳光下猛然走进去，只见里面一个个光秃秃的头，他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当他被审判时，那个场景铭记在心：五花大绑上台，台下黑压压的群众。“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他戴上手铐，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改革开放如同一个时代的巨浪，把很多的人都裹挟进来。可当40年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时，我们依然强烈地感受到改革的那股春风，改革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如今的“八大王”也迎来了新生活。

　　“线圈大王”郑祥青迷上了电脑，曾前往成都购买了一台286台式电脑，成为柳市最早用上电脑的一批人。如今郑祥青的房间里，有不少电脑的书籍，他还会利用电脑绘制设计图纸。

　　在郑祥青家中二楼，还有几台机器，他平时利用这些机器弄弄设计和发明。“柳市镇第一个发明专利，就是我去申请的。”郑祥青说。可如今，无论是电脑还是发明，都已成为这位70多岁老人的业余爱好。

　　“螺丝大王”刘大源虽然精力早已不在螺丝上，但他家的螺丝店仍在营业，店内的螺丝品种仍是十分齐全。如今刘大源更多地在享受生活，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翻砂大王”吴师廉也已退休下来安享天伦之乐，但他的事业却在女儿女婿的手里发扬光大，如今家族企业红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年产值超亿元。

　　“目录大王”叶建华后来又办了广告公司、汽车维修厂。可由于叶建华的理念过于超前，在广告业全面发展之前，他的广告公司就已撑不下去了；在汽车全面普及前，他的汽车维修厂又提前关闭。后来，叶建华意识到将来的社会需要走国际化道路，就把十几岁的儿子送到国外去练练胆，孩子在国外一待就是6年，叶建华也曾随孩子在几个欧美国家居住过几年。

　　后来叶建华回国炒房赚钱，又折腾起机械自动化技术创新。2009年，他还考出了助理工程师的证书。虽然逐渐失去了赚大钱的机会，但在全省力推技术创新、机械换人，以此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叶建华再次走在前面。

　　“五金大王”胡金林如今还坚守在创业的前线。在新疆创业无果后，得知中国要与东盟十国组建自由贸易区，胡金林又将目光瞄向了国外。“东盟十国中，经过考察，我发现柬埔寨的创业条件最好。”胡金林说，2001年2月13日，他独自前往柬埔寨金边，以电器生意为平台寻求发展。后来，他买下柬埔寨第三大发电站，又取得15万亩原始森林的特许使用权。2008年，柬埔寨温州同乡会正式注册成立，胡金林被推选为首届会长。短短几年，胡金林成为柬埔寨的电器大王和橡胶大王，还办了汽修厂之类的产业，获得6万公顷的橡胶园和土地开发权。

　　当年的经历，让胡金林在创业过程中特别小心翼翼，不敢做大。“天塌下来，有做大生意的人顶着，小人物可以逃过一劫。”这是胡金林的创业经验。在银行大批放贷、企业互保成风时，胡金林不愿意加入担保队伍。“后来他们出事了，企业大批倒闭，我存活下来。”胡金林说。

　　“合同大王”李方平近几年则投身于开发中国的人工耳蜗。1996年，他从加拿大回到了中国。在杭州，他刚开始从事房地产行业，那些年房地产行业风生水起，可李方平发现中国的人工耳蜗一直受国外品牌企业垄断，而且市场需求量大，价位十分高。李方平拿出了当年“合同大王”的闯劲，把房地产赚过来的钱投入到创新研发上，从国外引进人才，建立研发团队。研发成功后，产品从在动物身上无数次试验，再到临床试验，历经千辛万苦。此间整整五年，直到2011年拿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生产许可证。

　　2016年，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李方平和儿子李楚双双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表彰。据悉，国家科技奖属于级别最高、也最引人注目的科技奖，每年获奖者不超过2名，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颁奖。主要是奖励在当代科技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的杰出科学家。

　　还有“电器大王”郑元忠，一度成为生意最有起色、最风光的“大王”。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当时与他几乎同步的柳市人有南存辉、胡成中等，正是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柳市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20世纪90年代初，40岁的郑元忠又到温州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学生。学历低下的温州商人素以少文蛮勇著称，郑元忠的举措无疑让人刮目相看。毕业后，他突然转做服装行业，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

　　郑元忠后来创立了庄吉集团，不仅做服装，还造船。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尚未复元，造船行业又突然进入寒冬，2011年又因互保导致资金链断裂。造船拖累了庄吉集团，集团最终被迫申请破产。虽然事业遇到困境，欠下大批债务，但是郑元忠放出一句话：“老板绝不跑路，有债慢慢还。”从2015年后，郑元忠逐渐淡出新闻媒体的目光。

　　“八大王”中，还有最令人惋惜的“旧货大王”王迈仟。当年王迈仟受罪最重，曾被判刑7年。后来，因为肝癌，王迈仟于1995年去世，享年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