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网络直播中的“生活”与现实

  在当下文化工业时代的语境下，试图让粉丝群体集结在一起反向影响资本的剥削，充分的利用自己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去形成一种变革力量任重而道远。

  网络直播在最近几年无疑是发展最为迅速的一种文化生产，无论是规模还是种类，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当下，粉丝群体和网红群体共同参与构建的生活，融合了科技元素、设计理念等多种策略，这里的生活早已不是人们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而网络直播这一文化产品让原本已经远离现实的生活与现实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当下中国，许多网民参与了直播这一行业的构建，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粉丝群体。有鉴于受众的广泛，更应该警惕其带来的问题和面临的危机。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大众的娱乐需求和文化消费都是“工业生产的结果”。那些为大众消费量身定做的产品，都是根据计划生产出来的。文化工业有意自上而下地整合了它的消费者。网络直播亦是如此，由于网络直播本身的特性，其打赏机制也具备一些新的特点，与其说粉丝与主播之间在礼物上的互动是一种赠予行为，还不如说是网络直播的生产方式用一种策略性的操作钳制了粉丝的消费心理。随着粉丝群体被这种机制的制约，网络直播由一种娱乐方式，变成了一种基于网络的商品生产。礼物在此行使了一种货币的功能，表面上购买的是主播的“服务”，事实上，庞大的粉丝群体通过刷礼物完成了一种基于虚拟空间的自我认同与肯定。

  网络直播的生产机制中还采用了许多策略来诱导刷礼物的行为。在伊格尔顿看来，策略既非对象，亦非单一的行动。如果它们都是入世的，那不是因为它们“反映”或者“顺应”现实，而是因为它们采用特定的统治技术，将现实组合成有意义的样式。网络直播中所采用的“统治技术”极具特点，最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货币的代替者“礼物”自身所具备的光环，首先来看礼物的种类，无论是哪一个直播平台，在礼物的设计上都别有用心。在虎牙直播平台上，可见的礼物种类有“藏宝图”、“奖杯”、“钞票枪”等；在斗鱼平台上，则有“火箭”、“飞机”等；在一些平台的“颜值”或者带有“美女”标签的板块中还会有“比基尼”、“项链”、“法拉利”等。通过一系列分析这一些平台的礼物特点不难发现，这些符号化的礼物名称会带来一种消费上的幻觉，从而使粉丝获得一种物质上的富足感。

  刷礼物的所产生的特效或者是全网平台的播报，还会营造一种特殊的“感谢”模式，每当礼物出现，现代技术会发挥其作用，在荧屏上借助于礼物的特效与主播形成一种近距离的亲近互动，主播也会在行为或言语上传达自己的情感。这种直接与收入维系在一起的打赏情景，给刷礼物的人带来一种强烈的存在感，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而且使众多的平民大众仿佛置身于一个有钱人堆积的金山之中，一个“明星”与粉丝的互动变成了一种金钱的狂欢，忘却了现实，沉浸于这“五彩缤纷”的虚拟世界中。

  随着网络视频节目的发展，各大视频平台纷纷加入了弹幕功能。弹幕的出现为公众提供了新的文化场域，提供了公共表达空间，个体能自由地表达自我，张扬个性。这种在公共空间里的个人表达又形成新的公共话语体系，形成网络弹幕文化。

  不同于传统的线下粉丝群体，网络直播中的粉丝已经被符号化、标签化。在弹幕场域中，除了以“刷礼物”为核心的PK机制外，更多的是以弹幕的流动性和数量来展现各个直播间的火热程度。他们带着的粉丝牌子或者用户名的马甲格式，是忠实于哪一位主播的唯一标识。所以粉丝们活动的场域也就被限制在了狭小的弹幕空间，即荧屏的留白处。主播争夺“礼物流量”和“粉丝流量”的过程，也会带来“黑粉”“铁粉”“吃瓜粉”这样的分流。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粉丝都表现出了其主动性的一面，但又同时是被资本剥削的一方，他们成为直播成形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隐性的“吃瓜粉”更是代表了当今大众的一种生活状态，即吃瓜群众的境遇。热热闹闹地参与着网络直播的互动，无忧无虑地发表着言论，殊不知，正是自己早已成为那一部分“不在现场”的吃瓜群众，迷失于“现场感”之中。不明真相，时不时的嬉笑或发声谩骂，制造一种热闹氛围，往往在自我迷失中却完成了现实事件的构建。

  在持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当下网络直播中的粉丝文化之后，似乎还应该更加理性地反思当下粉丝群体能否带来有益的一面，他们是不是就是完全无理智地成为被控制的一方？有研究者从消费主义的视角研究粉丝文化时，对于当下中国的粉丝文化给出了如下的结论：在一个祛魅的时代，他们选择了重新赋魅，执意想象出一个完美的偶像，并在偶像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他们选择用消费偶像的方式来表达、推广自己认可的价值理念；面对犬儒主义的蔓延，他们坚守着对偶像的绝对信任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面对拜金主义的侵蚀，他们甘愿为自己喜爱的人奉献时间和金钱；面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冷漠和隔绝，他们构筑了一个可以倾诉和分享，能够得到赞赏和关爱，可以团结行动的粉丝社群。在网络直播的当下，这种赋魅波及的范围更广泛，毕竟现在是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庞大的粉丝群体又能通过直播自己成为被追随的对象。所以说被围困的那些粉丝群体又在某一些程度上存在着翻转的可能。粉丝群体利用自己在网络时代获取的主动性，参与了文化产品的制造，有着一种营造革命场域的可能，但网络直播这一文化产品的主导方并不是粉丝群体，其运作机制也并不能因为受众主动性的扩大而改变。

  “赋魅”这样一种略带迷惑的氛围，使人们对当下的粉丝群体的主动性有了一种更大的期盼，期待着唤醒一种粉丝干预社会的潜能。但是回到当下文化工业时代的语境下，试图让粉丝群体集结在一起反向影响资本的剥削，充分的利用自己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去形成一种变革力量任重而道远。赋魅也仅仅是一种奢望。(稿件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日三校跨境文化研究工作坊东亚最新文化现象与文化研究趋势”)